前几年荧屏上一度充斥着清宫剧，“皇阿玛”，“皇弟”，“格格”，“奴才”的称谓层出不穷，让人觉得在荧屏上，在21世纪，在人们心中，清朝依然鲜活。

在清代的诸多剧目中，圣贤、贤臣、家国情怀、儿女情深，一派波澜壮阔、欣欣向荣的景象跃然银幕。

但是，众所周知，荧幕中并没有盛世大清。事实上，乾隆之后不久，中国就迎来了百年屈辱，一段让人不忍回忆的历史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其中，在辛亥革命中清朝覆灭后，中国迎来了残酷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在此期间也失去了不少领土，于是很多人忍不住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清朝没有灭亡的时候，还能保持完整的* * * *和领土完整。所以，如果清朝没有灭亡，没有发生辛亥革命，在清廷的领导下，中国的局势就不会恶化，民国就不会出现军阀割据，领土就不会遭受损失。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清末的情况已经给出了答案！

探讨这个话题，需要从清代地方督抚权力的变化说起。

清初实行总督制，即总督、巡抚掌管地方权力，与六部相同。但由于巡抚权力过大，为牵制巡抚，设置了承办宣传调兵司和量刑使司。

负责官员考核和财务的使节直接隶属于吏部和户部，负责刑法的检察官直接隶属于刑部。两者都是划分总督的权力，但不属于总督。所以没有财权就没有后勤，自然也就没有调兵遣将的叛乱。

同时地方巡抚是最高行政首长，统率本省军政军民，但* *同时在各省设置藩、纲、将等官职，直接对* *六部负责，以此来瓜分巡抚权力，防止巡抚坐大。

所以地方长官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基本不可能自立，也不可能造反，除非所有地方官员都和他一条心。

所以清朝早中期，* * *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军事，* *和财政，各省督抚完全听命于朝廷，没有独立的军权和财权。

但太平天国运动后，八旗军和绿营得不到重用，仅靠满蒙势力已无法维持统治。因此，咸丰决定三年内允许组织地方武装——应永，“自提，”自保，以牵制太平天国。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各地诸侯逐渐掌握了军权和财权，扩大了人事权，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独立王国。

对于任何一个朝代来说，应永都是一剂美味的毒药，或许可以镇压叛乱势力，但之后很容易失去尾巴，就像清朝的应永一样。

清朝士兵的胸前衣服上，写着““兵””的属于正规军，一般指绿营，而写着““勇””的则是应永，这是清末才出现的。这是一支半常设的武装力量，具有雇佣性质。有事就招，完了就勇敢集合，为民分散，半兵半农。曾国藩的湘军是一支具有勇营性质的武装力量。

随着湘军的崛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迫使清朝改变了军事制度。曾国藩把湘军的特点总结为:“ 1营全薪给营官，指挥不远程；一支军队的权力完全在统领，卫队不是用来遥控的。”

其中一条，“不是遥控，”也不能遥控，连统帅和侍卫都不能遥控，更别说朝廷了。

为了更有效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朝将大量军事将领授予巡抚一职，巡抚直接指挥当时最有能力的雍营，实际上掌握了一部分军权。后来朝廷还赋予总督掌控绿营的权力，进一步放大了总督手中的军权。

总之，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汉人武装集团迅速崛起，如曾国藩、李鸿章、左、沈葆桢、李绪义等。特别是湘军制度很快取代了绿营制度，将军招兵制度取代了兵部二战制度。

与现代不同，古代谁招兵往往听谁的，所以帝国兵部很快就只有名义上的调兵权，实际调兵权属于地方官员。

光绪末年，清廷依靠地方诸侯，比如朝廷根本指挥不了李鸿章的淮军，只有李鸿章能指挥。

众所周知，战争是关于后勤的。没有后勤，我们再多的兵力也是白费。那么，地方长官是如何掌握财权的呢？

太平天国之前，清朝财政陷入困境。文献记载，咸丰继位之初，户部银行存款只有187万两，各省在运途中缴纳的赋税也只有225万两。两者之和只有412万两，还不够家用半年。

但太平天国爆发后，到1852年底，户部支付的各种“费用已达2963万元。

随着太平天国起义规模的日益扩大，清朝的财政已经无力应对，于是为了应对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朝下令各地就地加薪，改变了清朝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逐渐使地方督抚有了自己的财政收入。

清代地方政府涨薪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加旧税，突破康熙“永不加”的限制；二是开征新税，最重要的是建卡征收厘金，江北大营通过厘金征收维持；

三是自主管理捐赠。咸丰三年，曾国藩邀“劝大臣到处捐”，开了地方政府公开卖官敛财的先河。后来各地都成立了捐赠机构。

地方长官有钱后，可以完善自己的物流体系。如湘军在就地加薪过程中，设置了军部局、转运局、粮站、良疗局、预防局、反营支援局、军服分局、药铅制造局、军械火药收发局等机构，形成了独立于户部的后勤保障体系。

所以有人说，如果曾国藩造反，成功的概率是* * *，完善的后勤系统是重要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兴起后，住建部被迫允许总督就地筹款。

于是，地方督抚不仅保留了捐款、运输等镇压太平天国的权力，还进一步扩大了财政收入的渠道，包括例行征收的剩余部分、关税的一部分、田赋附加税、官股收入、发行纸币、铜币以及借外债、内债等。

太平天国之前，清朝的督抚数量有限。雍正时，总督可以推荐三个，总督可以推荐两个，其余由吏部选拔。

但太平天国运动后，大量官员被革职或被杀，清廷不得不多次请求巡抚无资格推荐人才。比如1861年，咸丰下令巡抚无条件推荐“ ”武职人员，左任巡抚，安徽巡抚李绪义是曾国藩推荐的。

同时，随着总督权力的增大，下面的官职增多，所需人员也不断增多，于是总督擅自任命下属官员，朝廷对此只能默许。

《清史稿》记载:“总督临机行事时，不拘资历选人，随时采取措施，但不能以大计为例。”毫无疑问，省长本人任命的基层官员自然对他们有较高的忠诚度，但未必忠于* *。

太平天国时期，崛起的地方武装首领基本都是汉人。后来这些汉人督抚和自封的官员绝大多数是汉人，这与清朝的““防汉控汉”ZC”是相悖的。

所以清廷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后，试图逐步收回权力，但问题是旧的制度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地方督抚又不愿意失去权力，怕清廷秋后算账。

而且当时与西方交涉的事情基本都是由地方督抚处理，所以最后朝廷不但没有收回权力，反而让地方督抚掌握了更多的权力。

地方督抚在掌握军权、财权、扩大人事权后，实质上已经属于“独立王国”，这一点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更为明显。

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西方列强的谈判主要由汉人或地方督抚负责，导致慈禧太后与西方列强之间缺乏畅通的沟通渠道。

西方使节对光绪政变后慈禧囚禁新政权，对“和”持鄙视态度，导致清廷认为列强有推翻慈禧太后，恢复光绪的企图。

义和团爆发后，慈禧态度暧昧。她一方面计划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镇压义和团，但另一方面又想利用义和团向西方列强施压，改变他们推翻慈禧、恢复光绪”的* *意图。

所以义和团的ZC是“既抑又抚，”以抚为主，导致义和团的势头越来越大，让西方列强感到不安。

西方列强为了应对义和团运动，获取进一步的利益，以保护使馆、帮助平叛为由，组成八国联军，要求慈禧立即镇压义和团运动。

此时，清朝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有的人想着马上压制，有的人想着静观其变，有的人想着适应它，等等，最后还是各行其是。

更有甚者，清廷对地方督抚的“抗命、”行为充耳不闻，不予追究。也就是说，地方督抚拒不遵守法令，不受任何惩罚，既让地方督抚看到了清廷的软弱，也让地方政府尝到了甜头。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向各国宣战。邮政大臣盛怀玄立即命令各地电信局扣留清廷“和宣战”，只发给各省督抚，并劝其不要服从命令。

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立即回禀朝廷，说“是乱命，广东不服”。李鸿章的幕僚刘学也曾上书孙中山，说:“李鸿章因为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想要广东省独立，想用你做他的助手，请你马上来广东合作。”

随后，盛怀玄、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闽浙总督徐应珍、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书堂、安徽巡抚王之春、广东巡抚德寿等，就如何保全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外国列强的入侵展开讨论。

同时暗中盘算，如果北京失陷，皇帝和皇太后出事，李鸿章做总裁撑腰，最后几天后在上海签订了《东南保护协定》，称为“东南互保”。

后来四川等地也加入了相互保险，于是“相互保险”的范围扩大到了东南、中南甚至西南。

毫无疑问，东南互保运动是统治者长期掌握权力、长期酝酿和自我保护的结果。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清末各省早已各自为政。

李鸿章和张之洞虽然威望很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把东南、中南各省甚至西南各省糊在一起，但对漠北、西北各省等边疆地区的影响力不足。

更何况李鸿章和张之洞死后呢？群龙无首之后，散沙弱小无力，只能被西方列强轻易瓜分。

综上所述，可见民国军阀政权的根其实早在清朝就埋下了。到了清朝末期，朝廷已经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地方督抚事实上是“独立王国”，国内的情况不比民国时期好。

如果清朝继续存在，依然改变不了“诸侯专制独立，”清廷无法指挥地方的局面，更不用说清朝满汉矛盾了。所以，如果清朝继续存在，中国只会更差，甚至会因为清朝对列强一贯的软弱而失去更多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