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社会基本处于接近内部崩溃的状态。但人们似乎对此浑然不觉。这是为什么呢？

▲万历皇帝朱翊钧

当时的社会危机很深，有长期因素，也有中期因素和短期因素。

从长期因素来说，晚明的崩溃恰好遇到了气候史上的小冰期。小冰期时，气候正常温度低于往年。这将给粮食作物的收成带来很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河南简称豫，豫的意思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说明河南这个地方可能在古代，气候曾经温暖到可以让大象生活。

因此，从气候史的角度来看，明末如此小的冰期，无疑会给当时带来严重的农业危机。

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是水稻、小麦、高粱等农作物。这些作物的产量相对较低，还没有清朝以后从西方引进的甘薯、马铃薯、玉米等外来作物的产量高。

所以一旦发生农业危机，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说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所谓的大饥荒。

仅仅说大饥荒不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危机状态。另一个问题是中期因素，税制。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也就是万历年间，出现了所谓的鞭刑改革。

一个鞭挞式的改革，本身就是对税制的重组，即郡县的税都是按其本来面目和颜色来收的。所谓本色是指当时的银，色折是指其他种类的食物或杂物。

你看看龚·德弗兰克的《银都》就知道，当时明朝和欧美的贸易联系非常多。中国向外国出口茶叶、丝绸和瓷器，带来了大量的美国白银。

所以，这也是一个鞭法能按其本来面目收税的前提。

▲白银在美国的流向

但是这样的前提给中国带来的问题是，银子贵，钱便宜。以前，如果老百姓用实物支付，他们会用食物或丝麻支付。现在，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颜色分为本色，以本色为主。

也就是说，他想把这些粮食变成白银，这无疑又增加了一层剥削空间。商人可以操纵粮食价格，剥削农民，导致粮食的进一步销售。这可以说是一个中期因素。

至于短期问题，比如满族女真部落的麻烦。

我们可以看到，明朝的社会危机基本上是全方位的。

之所以会提到社会危机，是因为它的走向符合当时文人的思潮。

为什么这么说？当时正如万历十五年所说，表面上是平淡无奇的一年，但内部暗流汹涌。当时的文人浑然不觉，没有看到一场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那么，晚明社会的文人都在想些什么呢？他们在做什么？

如果你看过明代儒学的案例，就会知道所谓王阳明心学兴起于明朝中期。王阳明所谓的““至良知””，有一个相对核心的前提，即所谓心能知万物。

他有一个* * *的例子说，如果你看到这样一朵花在绽放，如果你闭上眼睛，你仍然可以看到这朵花在你的心里绽放。

也就是说，他充分地扩展了心脏的功能，并为后来王雪的最后一批人扩大心脏的功能奠定了基础。

▲王阳明

后来清初的顾、王夫之、黄宗羲可能与朱宗禄不同，但他们都提到上辈子最大的问题是走“狂禅”的道路。

明末士大夫拒书，只喊满街都是圣人。所谓大家都是尧舜，不是孟子本来说的。每个人都可以认为尧舜，但每个人都是尧舜。

大家都是尧舜，不用看书，不用学知识，不用学东西。你只要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认识这个所谓的大道就可以了。

因此，在已故王雪的推动下，一个士大夫没有读书。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放纵的，堕落的，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

清代很多学者认为明朝死于所谓的王雪。他们认为民众败坏了* *和社会风气，会导致明朝的灭亡。

清初士大夫的忏悔:明清鼎革对于士大夫或文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会提到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顾，三位大学者，但他们的治学风格却大相径庭。

除了这些人，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他们往往有一些共同的心态，有一种所谓的忏悔心态。

如果你对这种忏悔者的心态感兴趣，可以去看看王范森先生的《近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谱系学》。忏悔心态的明显表现就是当时的士大夫会写日文书，所谓的日文书就是当时的日记或日志。

就像修行道教的人，会有所谓功过。他们会把每天的想法和做过的事情写下来，然后在做过的事情上打个勾，在做过的事情上打个叉。

为什么他们会有忏悔的心态？他们觉得对明的死有责任。

明末士大夫骄奢淫逸，清代士人觉得自己是这些风气的参与者。他们没有严格的法律，对明朝的灭亡负有责任。

他们在清朝就开始提倡严于律己。他们觉得已经不像明末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了，所有的读书人都喊大家都是尧舜，都不读书，形成了一种疯狂的禅风。

他们应该反思一下，于是开始大张旗鼓地研究经学，以顾的主张为代表，经学就是理学。

▲功过

所谓经学，也就是理学，就是劝学者回归经典，不要再钻研所谓的““命”空头空脑”，回到五经去重新审视圣贤的本意。

这些学者一方面要做词语的训诂和考证，另一方面要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例如，顾写了一本《日本知识录》，这是他的学术读书笔记。

他还有一本《天下郡国之利》一书，记载了全国各地的山川形势、险阻、地理、人情和钱粮。如果要研究明末某地的区域历史，这本书还是很有价值的史料。

后来，所谓的甘家考据派继承了顾的学风，在经典考据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哪怕一个字、一个词要考证，也要发现先贤的本意。

另一方面，很少有学者继承顾的“万卷书万里路”思想。据我所知，有一位像顾祖禹这样的知名人士写了一篇《读史记纪要》，可以说是呼应了世界各国各县的《病经》精神。

另外，甘家的考据学大部分流派，无论是所谓的吴派还是徽宗，分别以惠栋和戴震为代表，基本都是所谓的全注群经。

也就是说，他们采取了重释经典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理想的治学，发现了所谓的圣贤治国之道。

当然，他们能从事这样的学术道路，也是有内外支持的。所谓内养，当然是指我刚才说的从理学到朴学的内知转变。

有关问题，可以去看看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余英时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我觉得都是对内在逻辑解读的经典研究。

我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整个清代学术风气的变化，从所谓的尊德到学道，本身就是儒家所谓认识论的一个内在逻辑。

这样的一个内在逻辑，也有一些内在的差异。例如，钱穆先生对清代学者进行了分类，并列举了居住在朱成和居住在王陆的学者之间的一些差异。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清代中期，这种差异越来越不明显，逐渐转移到纯粹的对知识的考证上。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内在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外在的社会条件。外部社会条件，清朝为什么会产生所谓的甘家考证？

比如梁启超先生的观点最* * *。他认为由于清朝的满清统治者是一个所谓的狭隘的部落政权，而且由于外国人进入中国，他们可能对中国知识分子有额外的排斥和不信任。

因为这个文字狱的存在，既然我不能随意写诗写文章，那就随便考证一下吧，不会涉及所谓反清复明的问题。

所以考证是一种学者的自我矮化，学者不考虑与当时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问题很敏感，可能会牵连到自己，我们不如埋头学习，这也是所谓的明哲保身之路。

▲雍正帝雍正帝(处理曾静案造成自我审查气氛)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外在的社会条件，艾尔曼先生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中提到了这一点。

他说清代甘家考据的兴起是因为图书馆的兴起，一个私人图书馆，一个图书馆。

比如嘉业堂，刘承干，天一阁等等。当时私人藏书的兴起是考证得以继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否则，要注释群经，考群史，没有大量的书籍，怎么可能做到？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一方面是这种图书馆的兴起，另一方面学者也开始培养交换笔记和学术笔记做学术的做法。

之前，可能是说闭门造车，我写一点，你写一点，对于这样的经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嘉业堂图书馆

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圈，比如戴震，一大批官僚聚集在他的周围。这些人会把自己对学问和经典的考证给戴震看，戴震也会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看，比如《孟子字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