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的北京，一如既往的秋高气爽，和煦的阳光洒在大地上，却驱散不了萦绕在某病房的寒冷和悲痛。身患绝症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早已陷入弥留之际。

他挣扎着握住妻子的手，虚弱地嘟囔着:“等我离开...我所有的个人遗产都将无偿捐献给国家...”

没等他说完，老人就永远闭上了眼睛。泪水悄悄地从他妻子的脸颊滑落。她拉着丈夫冰冷的手，向他保证:“别担心，我会替你完成你最后的愿望。”

这位女士在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后，默默整理了丈夫生前的所有捐献，交给了国家。这位正直的老人就是鲜为人知的现代乡土作家周立波。

01、平凡世界中的不平凡: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08年，周立波出生在湖南益阳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农民家庭。他的原名是周，笔名是李波，取自英文单词“ Freedom ”的谐音，寓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奉献一生。

周立波的父亲是一所私立学校的老师。6岁时，他被父亲带进教室学习启蒙知识。8岁时，正式成为周家私塾的学生。

1921年，周立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城小学；三年后，他进入长沙市立中学。然而好景不长。““马日事变””的爆发使周立波的学校停课，他被迫辍学离开长沙回到故土，在县城小学当老师。

当时，革命思想的浪潮席卷了中华大地，知识渊博的周立波也深受影响。在他教书期间，因为公开散布对反革命分子的斥责，引来了县团防局长的不满和追查。幸运的是，小学校长亲自为周立波担保，这使他免于死亡并逃脱。

1928年，周立波为躲避反革命分子的杀害，离开家乡来到上海。第二年秋天，他被江湾劳动大学录取，成为一名经济学学生。

但由于他多次不服从学校的规定，参加革命活动，对学校不满，导致他在1930年被学校以“行为不检，”为由开除学籍。同年，周立波回到了他的祖国。

4个月后，他再次冒着严寒回到上海，与好友周扬一起翻译苏联小说和论文。1931年秋，在同学的帮助下，周立波进入中国国光学会当校对员。第二年，他因参加工人罢工并张贴罢工宣言而被工头送进监狱。一个多月后，被伪高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监狱的艰苦生活没有浇灭周立波心中的革命火焰，反而使他更加顽强不屈。他拒绝与所谓官方勾结，惹怒敌对分子，被迫送至反省院继续服刑。

1934年，周立波被保释出狱。同年，他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开始走上用笔批判敌人，用文学支持革命事业的道路。

1935年，周立波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联秘密刊物主编，与王叔明等人共同经营《文学周报》。

在上海历尽艰辛后，他坚持向世界展示一个平凡世界里不平凡的革命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周立波很清楚自己将面临的未来有多艰难，但他无所畏惧，怀揣革命梦想，奋力前行，把生死抛在脑后。

02、一位冲在前线的战地记者:他不顾生死，坚持与战士们同行。在沪期间，周立波长期自学英语，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和理论著作，并从前辈的思想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那条路”，为以后的文学创作埋下了有利的伏笔。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立波一如既往地积极响应革命号召，加入了“文艺战时服务团”，和左联的同事们一起走上上海街头，为革命事业募捐。9月，战火蔓延到上海，周立波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第二批离开了这里。

途经Xi安，他接到中共领导的指示，陪同来自美国的女记者史沫特莱一路来到山西八路军总部，开始了他近10年的记者生涯。

在前线，跟随史沫特莱采访了朱德、彭和任，并发表了一篇关于彭在《新知》中对抗战形势的论述的文章。

斯梅德利

同年年底，他再次陪同美国上尉埃文斯·卡尔森作为翻译，走访了距离2500多里的晋察冀大部分地区，对刘伯承、许等中共将领进行了短暂的采访，撰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被各种杂志发表。

1938年，周立波回到八路军总部，再次见到了朱德。随后，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安排，前往汉口写作，将以往的战地报道整理成书，命名为《战地日记》和《晋察冀边区印象》出版。

一个多月后，周立波陪同苏联记者来到国民党总部和新四军皖南军部。11月调到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总理手下工作，听从总理的任命。他随廖沫沙赴湘主持恢复田汉主编的《抗战日报》。

廖沫沙

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周立波做编辑，整理稿件；一边做记者，一边到处收集各种采访稿件。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他把年幼的儿子送到孤儿院寄养。幸运的是，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抗战日报》在当年年底恢复出版。

在此期间，周立波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抽空深入湘西，亲自了解和调查湘西的抗日运动和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完成了《湘西之旅》、《雾中湘西》等作品。

1939年，周总理派周立波到桂林主持《王久日报》的编辑工作。周立波很方便地参加了当地文艺界的抗敌筹备会，并成为委员会成员。同年11月，周立波回到延安，在鲁迅文艺学院文学系和世界名著导读班任教。

鲁迅

当时，陆毅学校的物资非常匮乏，教学环境也很简陋。但周立波凭着一颗强大的心，设法教完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红楼梦》，还讲了高尔基、普希金、果戈理等俄国和欧洲重要作家的作品，为陆毅的文学课程打开了一个世界文学视野，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自己的文学观念。

比如，在谈到莫泊桑的《羊脂球》时，周立波是这样分析的:“生活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要有选择地去切割，因为‘现实不真实’；我们要展示生命是什么，生命应该是什么，生命将会是什么，改造人类灵魂的境界。”

这样的革命观点和思想似乎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周立波形象:他的现实主义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他可以吸收其他的艺术思想和方法。

1941年，周立波加入了“草俱乐部”写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同年，周立波根据自己在监狱中的经历，写了一系列关于监狱斗争生活的连续短篇小说。

三年后，周立波被调到《解放日报》，志愿跟随三五九旅南下，建立湘粤赣抗日根据地。他的到来受到了旅长王镇的热烈欢迎。途中，周立波与战士们并肩作战，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在万里之外走了1.5里才到达目的地。

他拒绝了士兵的特殊照顾，像他们一样背着背包徒步行走。为了不掉队，他拄着拐杖，忍受着脚底水泡带来的疼痛。同时，他让前面的战友在他的背包上缝一块白布，这样他就能在黑暗中找到指路人。

晚上露营后，其他士兵都休息了。只有周立波还在忙着布置灯光，记录行军和战斗情况。王首道称赞周立波:他是钢铁般的文学战士！

王首道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周立波回到湖北，担任《中原报》和《七七报》副社长。1946年，他到汉口从事翻译和记者工作。

同年调任人民之声副总裁。在此期间，周立波利用闲暇时间完成了《南方的故事》，记录了南方的斗争生活。10月，他到东北参加土地改革，并深入农村会见贫困农民。

这次特殊的经历触动了周立波，使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1948年，周立波的第一部小说《风暴》问世，真实地刻画了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几千年的封建束缚，预示着周立波的文学创作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程。

03、深入山村的乡土作者:他用余生描述了大爱无国界的壮举。解放前，周立波翻译了大量作品，获得了丰厚的稿费。然而，他没有享受生活，而是把钱分成两部分，一半用于左翼联盟刊物的工作，另一半用于救济被贬到上海的文艺青年。他很大方，只要知道谁有经济困难，都会尽自己所能伸出援手。

有一次，周立波收了600元稿费，除了补贴出版费用，还寄了20元回老家赡养父母。剩下的全部公开放在桌面上，让缺钱的朋友自己拿。

新中国成立后，周立波成为陆毅学派研究室主任，生活和工作都很稳定，但他仍然节俭，保持着朴素的作风。

一次，去邮局寄信的周立波遇到了一场大雨。为了防止八成新布鞋被雨水损坏，他脱鞋赤脚行走，不顾干部身份，让人惊叹和敬佩。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刚刚获得史达林文艺奖的周立波将全部奖金捐出，用于购买“鲁迅”飞机，支援赴朝士兵。次年，他再次捐出稿费，为志愿者购买有用的书籍和报纸。

1955年，周立波放弃了稳定的城市生活，回到家乡益阳农村工作。他和农民住在一起，在地里捡柴禾和植物，从不抱怨。

农闲时，周立波会去看望农民，和老人、妇女聊天，聊家常，听农民吵架，把农民当亲人，津津有味地记录下最真实的农村景象。

在写《农村巨变》的时候，他和作品原型邓一亭有过很深的接触。得知他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后，周立波特意从北京给他带去了虎骨酒。邓家养的猪病死了，特意买来小猪安慰邓怡婷的妻子。

邓怡婷的儿子因为经济困难，想放弃学业。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少年给他参考书和日记，鼓励他继续学习。

益阳山村有两个贫困农民。周立波每个月给两位老人寄去5元生活费，不间断地赡养他们。

在那个特殊时期，周立波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1975年，周立波病倒了，得以走出监狱，回到首都接受治疗。1976年10月，他听说“曙光降临”，他强撑着病体写了一首诗，庆祝“光”的到来。

1977年，周立波重获声誉。1978年，他因癌症住院，湖南省文联专程去看望他。周立波拿出一张单子和3000元钱，委托文联继续帮助他资助益阳的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直到百年后。

周立波说:“我的钱来自人民，我自然要为人民所用。”他无私奉献描绘出大爱无疆的壮举，是中国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