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良渚遗址申遗成功。这个消息鼓舞了整个国家！在如此重要的时刻，网上自然有一些讨论良渚的文章。但有些作者在不了解基本概念的情况下，就轻率地将““华夏””这个词与良渚联系在一起，这让作者深感不安。““华夏””这一概念是先秦史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和困难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一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并不为普通大众所熟悉，甚至许多专业学者也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其中。

所谓“华”和“夏”是同义词。中国是夏天，夏天是中国。所以讨论所谓的“华夏”其实就是在讨论“夏”的问题。夏族的起源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一个关键而棘手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民间和学术界有一种强烈的观念，认为夏是汉族的古称，夏文化起源于中原。然而，这种认识真的正确吗？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夏族是汉族的古称吗？将华夏民族视为汉族的前身，仍是学术界的主流意见。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观点。1933年，* *历史学家吕思勉完成了《中国民族史》，其中把中国民族分为十二个民族，包括汉族，并说“华夏确实是我们民族(指汉族)的旧称。”1936年，文化人类学家林的《中国民族史》出版。书中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为16种，包括华夏，并说:“华夏不仅是今天汉族的脊梁，也是中国所有民族的脊梁。和这个部门接触混了以后，大部分部门都被它同化了。”1982年，当代学者谢维扬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华夏民族的形成》，文中也说:“‘华夏’是汉族的古称。”

徐中书教授认为仰韶文化就是夏文化。

与上述观点不同，另一种观点认为，华夏族不是汉族的主要来源。比如徐中书教授认为夏族就是后来的羌族。1931年，徐中书教授发表《再论小屯与仰韶》，提出““夏为之国”“””。所谓的胡华是相对于中国文化而言的一种不同的文化。徐特别指出，他之所以用“汉胡”一词，而不用“华夷”，是因为汉胡这两个名词都是汉代以后形成的，有明确的概念。”他补充道:“在中国历史上，汉胡文化的区别不一定与种族差异有关。区别只在于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匈奴、鲜卑、边强的体质，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与汉族的差异，至今仍未解决。”显然，徐中书教授的观点还是谨慎的。汤山淳先生说:“所谓夏人，可能是，原居住在亚美尼亚山区。”(见《夏变与中西文化交流》)另外，还有持岳论的人。比如董楚平先生说，越人给自己取名“ ”是因为擅长制作铙钹，夏越古音相同。甲骨文中的“ ”就是夏。“田野考古表明，二里头峡文化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钹文化，钹的生产中心已经从太湖流域转移到伊洛平原。”(见吴越文化新探)

关于华夏民族起源的争论直接关系到夏史研究的整体基础。笔者曾经在我的随笔《解读先秦民族史》中详细讲过几个容易被误解的陷阱。其中说到夏，我说:“夏不对应某个特定人种。”进一步提到:“从古氏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同一古氏族(尤其是新疆和中亚地区)在不同阶段的民族构成往往是不同的。”作者的理解是基于他对西域民族演变的长期关注。从这个角度解释作者的“夏分三段论”，意思是黄帝的夏、夏宇的夏和后来的夏三的人在种族和文化传承上有关联，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只有深入理解这一历史性的结构变化，才能发现夏族是否为汉民族古称的问题本身就存在忽视时空背景的缺陷。

在《从新疆考古谈夏达、土霍洛人、雅利安人》一文中，作者已经谈到了“Graaʔ”一词与塞尔维亚语“Gara”、阿维斯塔语“Airiya”、梵语“rya ”和藏语“Rgya”的同源性，并指出:

所谓夏，是古狄人因大规模的宗教活动而自视为伟大文明的光辉主张。所以，夏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一个种族概念，也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因此，狄与戎发生婚姻关系时，夏的文化观念很容易被古代戎族所接受。

本文从多个维度分析了夏的文化属性及其与戎狄族的密切关系，包括夏与哈雅的音义比较、中印文化中的夷夏观念比较、中国文学中“华夏”与“满夏”的对立。接下来，我们就从人种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西周时期，姓姬的周人移风易俗进军中原，为中国后来兴起的汉正统奠定了历史基础。虽然我们在传世文献中发现了很多区分华夏和戎狄的材料，但是在西周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中却找不到这个概念。笔者曾经提到过，黄帝夏的民族结构是戎狄，后来夏的民族结构也是戎狄。即使在西周，戎狄仍然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主导力量。例如，自称夏的周人实际上是，与他们有密切通婚的戎人是姜。今天，戎狄族的后裔不仅大量存在于北方汉族中，也大量存在于中国北方民族中，尤其是西部民族中。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文献中找到更多的证据。

二、匈奴与赫连勃勃和“夏”的关系《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苗。据笔者考证，司马迁的记载是有历史依据的，并非空穴来风。但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司马迁的记载不可信。如* * *历史地理学家黄先生说:

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发现的匈奴墓葬和文物来看，他们显然属于北方草原文化，受史考特文化影响很大。他们有自己的服饰、器物、习俗等体系，即他们记录的匈奴语明显不同于中国，不属于同一语系，更不可能脱离中国。(《蜻蜓的新考证》，《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黄先生的观点看似有理有据，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战国时期传下来的匈奴文化是北方草原文化，并不意味着匈奴的统治者上辈子就不是古夏民族的一员。匈奴人的语言和中原人不同，这也不妨碍他们的祖先成为古代夏族的一部分。而且《周本纪》等文献明确记载周人曾经有过““贬戎狄”之俗”的历史过程，所以毫无疑问是用西周乃至之后中原的文化制度来证明匈奴人不是夏人，是雕舟求剑。

匈奴人被夏人追杀的证据，在后来的文献记载中依然可以考证。晋安帝伊Xi三年(407)，铁富匈奴部首领赫连勃勃自称天王，大汗，建元龙胜，定都通宛城(在今榆林靖边)，国号大夏。城南的统万城上刻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

大夏都城统万城遗址

我的老祖宗大禹，更是圣人，当经贸之会，凿龙门开易阙，疏浚三江定九河，救一元之穷灾，救六合之瘾，成就天地伟业。于是二仪落地，三灵称谢，光告一段落，有夏。

可见，直到十六国时期，“”夏“”的传统在匈奴后裔中依然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第三，自称夏的古吐蕃匈奴与古氐人关系密切，与氐人长期通婚的古羌戎与后来的吐蕃关系密切。在敦煌藏文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古代藏族氏族将其祖先归于夏人的记录。如敦煌古藏文卷P.T.1286《小棒棒博陈佳与赞宇宙体系》(RGYAL PHRANDANG RGYAL RIM Byung Giming RGYAL PHRAN RIM Byung Giming)说:

年阳罗的pyed kar城以藏族* * *，即thod kar为主，朝臣为“ Su ”(su ro)，“ Nang ”(gnang)。

敦煌古代藏族文学

娘若，即吐蕃末年楚河流域的江孜、白朗一带。娘若之“娘”和年楚河“年”是同一个读音的不同译法。Tuoga (Thod-kar)在其他文本的小状态表中也写“just(rgya)”(P . t . 1060第74行，P . t . 1285ⅰ第171行)。这些材料表明，西藏娘惹的统治者曾经是“ thod-kar ”，或“ rgya ”。Thod-dkar，即汉语“大夏”的对仗；Just (rgya)，即“夏”的对立面。此外，Bonism还将神“ Cha ”视为民族的祖先。柏翠的博尼主义起源说:

索德-卡尔的六个儿子是由女神菲娅·瑞杰、亚布·拉布·达尔·卓克和姆女人塞卡玛结合而生的。其中最小的儿子古慈也被称为托加拉查(Togaracha)，是基亚的儿子。他被他的父亲送到凡间...并来到项兄、凡弟处做马、满之君。在这里，他娶了一个叫尼昂布冈夏柏茹(Gnyan Pogangshasbalru)的女子，也就是尼昂的Gnyan Bsav SBallcam vphyulmo，并生下了一个儿子，王子rgyal bu vthing ge。王子和他的叔叔念世共同成为黑头的主人。

穆氏为蜀山世家，隶属部落。查氏是夏氏，属于黄帝部落。关于炎黄两家合生夏家六子的说法，引自敦煌藏文卷126卷之二:

上古之初，开荒之初，“ Mu ”和“ Cha ”联姻，“ Cha ”的使臣是“ Mu ”的边界。

又敦煌古藏文卷P.T.1038云:

学会了配制野苯的赞普、田字和王拓嘎来到了这个世界。

总之，有一个历史传统，就是古代藏族氏族认为自己起源于”夏“。这一点以后会多讨论，这里暂且不讨论。目前，古象雄史的研究仍是藏学研究的一大难点。据笔者了解，症结之一在于先秦史研究中大量关于夏研究的问题没有得到科学解决。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三星堆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先秦史体系的科学重建，一些关于西藏历史的研究难点和关键问题也将有望得到解决。

四、建立“大夏”(西夏)姚蜜人北宋初，党项羌在中国西部崛起的一个政权，国号为”大夏“，现在一般称为”西夏“，大家都很熟悉。这支党项羌，吐蕃称之为”瑶夷“，与今天川西的木雅人关系密切。西夏语教授李对西夏语和木雅语进行了比较研究，证实了两种语言在语音和基本词汇上的相似性。这是西羌人自称“夏”的又一例证。

5.”大夏(吐火罗)“西迁中亚的人此外，还有西迁中亚的大夏人，也就是今天西域研究中赫赫有名的吐火罗人。王国维曾经讲过这一点，但很少有人回应。王炳华教授认为，张骞把“托克里斯”古国翻译成“大夏”是出于现实的文化寄托。他说:

敦煌壁画中的土霍洛人

张骞的““大侠””，在张骞的概念中，绝不是一个与古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文明密切相关的实体。他很清楚，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见解析“土火罗”翻译为“大侠”)

研究““吐火罗””的学者，大多避而不谈中国先秦历史上的大夏。在这方面，王炳华教授的远见是值得称赞的。但王教授基于对张骞概念的推测为自己所作的论证，未免过于疏忽。从他的著述中不难看出，他与黄先生一样，预设了中国先秦历史上的古代夏人与汉代的中原人具有相同的体质特征、文化特征、风俗习惯等。显然，他的论述基础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很难被接受。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先秦时期夏人与西域民族的历史联系更为密切。今天中国很多人把中国看成是汉族的前身，更多的是源于周人进军中原后早已移风易俗形成的文化传统。我们很少在汉代古籍中看到“华夏”这个词，但会在《孔子碑》中看到“帅下”这个词，正好与秦人使用的“满下”这个词相呼应。在陈寿写的《三国志》中，“”华夏“”一词开始大量出现，但也是用来指中原地区，而不是指中原人。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兴盛，顾欢等人抛出了“夷夏说”，但很快就沉寂下来。华夏作为国家概念的使用及其向汉族祖先的转移，实际上是在宋代完成的。这一点，只要我们做一些研究，这个脉络应该说是比较清晰的。

龙门石窟，建于北魏。

历史有时会很奇怪。时至今日，许多具有爱国传统的西方民族都能轻松接受“”中华民族“”的新称谓，却对与自身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华夏“”称谓表现出抵触情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误解。今天我们还原这段历史，当然不是为了鼓吹用“华夏”重塑中华民族。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通过梳理““华夏””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渊源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下，如何构建良好的民族关系，仍然需要各民族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