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国或者外国有名的影评家

日本著名影评家佐藤忠男

日本电影评论家、电影史学家，曾任日本电影评论学会会长。自1950年起，在《电影评论》《电影旬报》等杂志发表电影评论。1956年其评论文集《日本的电影》出版，获1957年获电影旬报奖。此后，他以电影为中心，在戏剧、文学、大众文化、教育等广泛的领域，发表了一百部以上的著作。其中《日本电影史》获得了1995年的每日出版文化奖、1996年的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并在2002年获得韩国文化勋章、法国文化勋章等。现为日本电影学校校长。

主要著作：

《作为权利的教育》(1968)、《日本电影思想史》(1970)、《今村昌平的世界》(1980)、《沟口健二的世界》(1982)、《上海电影港口》(1985)、《电影与炮声》(1985)、《黑泽明的世界》(1986)、《大岛渚的世界》(1986)、《长谷川仲论》(1988)、《亚洲电影》(1993)、《日本电影史·全四卷》(1995)、《日本电影的巨匠们》(1995)、《小津安二郎的艺术》(1997)、《韩国电影的精神》(2000)、《电影的真实》(2001)等书。

唐纳(1914年－1988年)，原名马季良，又名马骥良，中国江苏省苏州人。演员，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前夫。唐纳是马与余其越（史枚）合用的笔名。

早年在苏州私立树德中学上初中，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上高中。193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始发表影评，加入夏衍影评人小组。1934年秋，进入上海艺华电影公司任编剧。1935年加入电通影业公司，担任编剧和演员，并主编《电影画报》。与电通影业公司签约演员蓝苹（江青）热恋。1936年4月，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约唐纳和蓝苹一起到杭州旅行结婚。三对新人在西子湖畔六和塔前请沈钧儒大律师为证婚人，郑君里为司仪，传为艺坛佳话。

婚后多有争吵。结婚60天后，唐纳就试图服毒自杀。后来又跳过黄浦江。当年陶行知曾作诗相规劝，希望他正视现实，为国事好好活下去。1937年江青与导演章泯同居，并登报宣布与唐纳分手。「八·一三」抗战爆发，唐纳担任《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奔走於东部战场。蓝苹奔赴延安。

后唐纳又曾追求过演员陈璐、康健、记者安娜（陈润琼）。1952年在法国与安娜结婚。旅居巴黎开办中餐馆天桥大饭店。1988年在巴黎病逝。

曾子航 曾子航（笔名曾子），电视制作人、主持人、影视酷评人、专栏作者。做过日报记者、杂志编辑部主任，电台深夜情感节目主持人和广州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娱乐节目、谈话节目主持人和CCTV-6《佳片有约》节目主持人，并主编过《香港制造——港剧黄金二十年》一书。

现任CCTV-6《今日影视》制片人和北京先锋文化传播公司即将推出的谈话节目《每周文化论弹》节目总策划兼主持人，并同时担任北京电视台《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全国总决赛媒体评审、北京电视台《美丽大讲堂》节目常任嘉宾、旅游卫视《娱乐麻辣烫》节目常任嘉宾、青海卫视《今晚好聊》节目常任嘉宾、根据网络热门小说《我和一个日本女生》改编的电影策划顾问，在新浪网和《燕赵都市报》开有影视评论专栏。

凯文·托马斯

雅克·伊伯特

还有好多。

2020-10-05

历史钩沉

毛泽东会见江青前夫唐纳 瞪大眼睛说了句话

寇安都

20世纪30年代，以“蓝苹”为艺名走红上海滩影剧界的江青，曾经和多才多艺又多愁善感的著名影评人唐纳（原名马骥良 生于1914年5月7日—卒于1988年8月23日），发生了一段曲折跌宕的婚恋纠葛。这场“唐蓝婚变”曾经轰动一时，并广为人知，但唐纳婚变之后的人生际遇，详知内情的人却并不多。

江青 接济 困顿时的 唐纳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身处绝望之中的蓝苹决定离开上海，奔赴陕北。

蓝苹是个不安定也不安分的女人，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到了延安，她便改名为江青。她曾向别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可见，她对男女之事，研究很深、颇有造诣。

当她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声名狼藉而不得不远走延安时，恰逢贺子珍与毛泽东分居，并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这使江青有了一个难得的乘虚而入的机会，仅仅用了不到一年，她便和毛泽东热恋有成，并于1938年11月结婚。

江青离开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时，唐纳成了《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他在抗日烽火中，沿沪杭线进行了艰苦的采访，并以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唐纳也随着内迁的人流到达武汉。看到当时上海影剧界群星纷纷汇集于武汉的场面，他提议组织一个附属于《大公报》的“大公剧团”。由于唐纳在影剧界干过多年，人头熟，又有组织才能，因而他的倡议很快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大公剧团”迅速得以成立。导演郑君里、应云卫和演员赵丹、白杨、金山、顾而已等人，都成为剧团的成员。

1938年夏，唐纳写出了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演出后获得了各界好评。就在此时，他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同年10月，他们经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个儿子。

唐纳虽和陈璐结合，但对蓝苹却不忘旧情。他为陈璐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说是为了和“蓝苹”相对；他还写了一首名为《千里吻伊人》的歌词，据说也是为蓝苹而写。

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唐纳离开上海赴重庆。陈璐和他们的儿子则留在了上海，后来陈璐改嫁给了一个盐商。

唐纳到重庆后，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工作过，勉强有碗饭吃。但不久因剧社解散，唐纳一度失业陷于困苦之中。他的心境极其苦闷，再次企图自杀但未遂。

此时身在延安的江青，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打听到了唐纳处于潦倒穷困中，于是每月从延安托人捎送10元钱接济他。每当收到这笔钱，唐纳必先从中抽出1元，和其它知交好友聚首“打牙祭”，权当在困难中相濡以沫，苦中作乐。

1944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了“中国业余剧社”，自任社长，冯亦代任副社长。剧社成立后，因上座率不佳而很快解散，唐纳又陷于困顿之中。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唐纳才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受英国驻华大使馆聘用，他进入该馆新闻处工作，由此得以从困苦中解脱出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没过几天，江青也借口“牙疼”要求到重庆治病。

毛泽东对江青此行，最初并不赞成。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虽然勉强同意了，但说好了一个条件，即不允许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唐纳拒见江青却偶晤毛泽东

不允许江青公开露面参与政治活动，这是延安方面要求毛泽东这样做的。当年7月初，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6位参政员到延安参观访问时，其中的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左舜生，曾向毛泽东提出想见见江青的要求，当即被毛泽东婉拒。左舜生对此颇感“遗憾”，他在从延安归来所写的《记民主政团同盟延安之游》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7月5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来送我们，两只活泼美秀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以上左舜生提到的“一个七八岁的女儿”，确是毛泽东和江青所生。毛泽东带着女儿为客人送行而不让江青公开露面，大概是不愿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

江青到重庆后并未和毛泽东在一起，而是和女儿李讷共同住在张治中的桂园内。此时的江青，心情很激动，特别是当她听到张治中手下的一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的赞语后，更是兴奋了好几天。但遗憾的是，她却不能像宋美龄那样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头露面，无法在记者们的照相机镜头前展现风姿。

江青当然不满意毛泽东不许她公开露面，但她毕竟是一个有强烈好胜心和炫耀欲的女人，在难以公开露面的情况下，她竟然悄悄地背着毛泽东，打电话秘密约见唐纳。不料，江青却未得如愿。也许她还不知道，此时唐纳不仅已从生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在感情上也已另有所爱。据唐纳事后对人说，江青秘密约见他时，他对江青的旧情“已经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今非昔比，见她会惹事生非。

不过，唐纳虽然拒见江青，却出人意料地见到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惟一的一次短短的会面，对于当时的情景，他在数十年后仍然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1984年9月29日下午，寓居巴黎的唐纳与从台湾来访的一位老朋友谈话时，曾经说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奇怪，被邀请者何以有我？虽可能是因为酒会后要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即后来的京剧——改编者注）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请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我的手瞪大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

邀请唐纳参加欢迎毛泽东的酒会，到底是不是有人特意做的安排，人们不得而知。而且，即便对于当事人唐纳而言，也不明白“何以有我”。他之所以去见毛泽东，是因为“抱一种好奇心理”，而且持有请帖，名正言顺。而毛泽东短短一句话，则不仅透露出他略显慌乱和尴尬，也给他留下了另外一份更难琢磨的“好奇”。

实际上，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可谓将家事、国事一语双关，既道出了他和唐纳猝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说明了他是知道江青以前的情事的。

在和陈璐分手后，唐纳在数年中一直独身，忙于写作。1945年上半年，他才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他们一度在重庆打得火热，但在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又告分手了。

感情终有归宿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唐纳又回到了上海。在《文汇报》总编友人徐铸成的邀请下，他辞去了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工作，转而出任《文汇报》的副总编。

1947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唐纳应邀出席。当时，《自由论坛报》的一位女记者引起了他的注意，令他顿生爱慕之情。这位女记者是国民政府前驻法大使陈菉的三女儿陈润琼，她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也很纯正，谈吐非凡，举止端庄，堪称才貌双全。

唐纳对陈润琼一见倾心，而陈润琼却没有很快响应。于是，唐纳开始了一番苦心孤诣的疯狂追求。1949年，陈润琼赴香港工作，唐纳也调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1949年2月，陈润琼去美国到联合国工作，唐纳也随着到了美国。他先在《纽约日报》供职，后又到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1951年，陈润琼前往巴黎，唐纳照样追踪而去。

唐纳如影随形，紧盯不舍，而且每天都给陈润琼献上一束花，同时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这份痴情，使陈润琼深受感动。渐渐地，她发觉唐纳不仅富有才华，而且为人善良，极重感情。1951年，陈润琼终于答应了唐纳的追求，两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从此，唐纳的感情才最终有了真正的归宿。

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了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到后来的“京华饭店”，再到“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越做越红火。

唐纳和陈润琼结婚后，生有一女，取名为马忆华，其含义不言自明，乃想念故国之意。

一向重感情的唐纳，不仅对所恋之人一片痴情，而且对生养自己的祖国同样是赤子情深。他后来之所以会离开上海远赴海外，一方面和他对陈润琼女士的爱恋之情有关，另一方面还有一层难言的隐衷。

这层隐衷，在唐纳于1949年2月初从香港写给上海的郑君里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明白：“大陆眼看就要解放，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文汇报》的同仁都是‘青春结伴好还乡’，惟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战时，阿苹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打过电话约我在‘凯歌归’酒家见面，我断然拒绝了。在我这个方面，已经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鸳梦重温，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现在很认命，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过阿苹，我曾经为她的出走几乎自杀；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么都下得了手。别了祖国，别了上海，别了青春，别了朋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一封和着泪水写成的信，倾吐的无疑是唐纳的肺腑之言。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后来江青在二十世纪十载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成功步入了政坛登上了“文革旗手”的宝座，随即唐纳的知交好友郑君里、赵丹等人纷纷惨遭江青的疯狂迫害。而唐纳幸亏远在海外，“旗手”鞭长莫及，才使他免遭毒手。

直到“文革”结束后，唐纳才得以多次返回中国大陆，几度重游上海，抚今追昔，感慨万端。不过，他每次回来都行踪隐秘，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仅限于走访几个当年亲密的故交好友而已。

缘于唐纳和蓝苹曾经有过的那段关系，身居巴黎的唐纳经常碰到不速之客的造访。就连一位曾被江青视为她自己的“斯诺”、在江青授意下为其立传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得知唐纳隐姓埋名于巴黎的消息后，也难抑心中的好奇和激情，专门两次前去登门拜访，并提出愿以20万至30万美金为酬，与他合作写江青。但维特克的这一要求，被唐纳坚决拒绝了。

曾有海外报纸刊登消息说，唐纳为招徕顾客，在自家开设的饭店二楼举办过江青照片展览。唐纳对此断然否认。他坦诚地说：“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

唐纳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为此他曾托人寻找自己当年在济南写给江青的那封长信，以及江青当时写给他的两封信，寻找当年各报的报道。但是他虽然几度提笔，却在未能写出这部自传时便被病魔缠身了。1988年，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75岁。

王效芝有孩子吗

王效芝有孩子。

王效芝是李讷唯一的儿子，也是毛泽东第三代后人中最小的一位。王效芝是李讷（毛泽东与江青之女）与前夫所生的儿子。1970年，未婚的李讷随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起下放到江西干校，并在干校与一位徐姓青年结婚，一年后生育一子，取名徐小宁。后来，二人离婚。

王效芝下海经商十余年，一直秉承着毛家低调、踏实、稳健的风格，认真打理着自己亲手创建的公司。见过王效芝的人以及这么多年来他的商业伙伴对他的评价是：效芝是个内向的不太善于交际的人，但是他时尚健康帅气的形象加上他谦虚儒雅的风格，令人感到很亲近。

王效芝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翻译助理经常只能做做记录，王效芝就自己与客户谈妥了生意。他平时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必要的应酬，基本上工作结束就回家了。他说，由于我特殊的童年环境，所以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家人带来幸福，尤其要给我女儿最开心快乐的童年。

平时在家里的园子里，王效芝自己种着一些花草、蔬菜、水果。只要有朋友到家里来做客，他定要自己挽起袖子，摘上自家种的蔬菜亲自下厨做一桌香味无比的菜。王效芝喜爱旅游，所以经常给自己放个长假，带着全家老小十几个人出门游玩。他自己调侃说，这个时候我就是个业余导游了。

唐讷(江青的旧情夫)是否有一位女儿1947年在中国出生

是的，和他后来的夫人所生。不过不是1947年。 唐纳本名马季良，苏州人，生于1914年。1949年后离开中国，1951年在巴黎与国民政府驻法大使的女儿陈润琼结婚，开了一家命名为“天桥”的中国餐馆，生意不错。后来两人生有一个女儿，他为女儿取名“忆华”，废弃了红极一时的“唐纳”笔名，恢复原姓，改名马绍章。1985年他曾经和夫人、女儿回国观光。1988年10月，唐纳在巴黎逝世，享年74岁。

王效芝的其它相关

王效芝是李讷唯一的儿子，也是毛泽东第三代后人中最小的一位。王效芝是李讷（毛泽东与江青之女）与前夫所生的儿子。1970年，未婚的李讷随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起下放到江西干校，并在干校与一位徐姓青年结婚，一年后生育一子，取名徐小宁。后来，二人离婚。

1984年，李讷与王景清建立了新家庭。徐小宁随继父王景清改姓王，取名王效芝，即效仿外祖父毛润芝的意思。 王效芝从北京市外事旅游职业高中毕业后，选择了一条与父母完全不同的独立生活道路。同几位哥哥、姐姐相比，王效芝是最低调的一位，在媒体和网络上抛头露面更是少之又少。王效芝的名字第一次见诸报端还应该是1990年亚运会期间，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一张《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的照片，将其引入公众视野。

当时的报道如此描述王效芝：在运动员公寓10号楼里，有一个默默无闻，但威信很高的服务员，他就是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18岁的王效芝是北京市外事旅游职业学校的学生，自1990年5月份起由学校组织和同学们一道到亚运村服务以来，他就一直在10号楼里任副领班。虽然是毛泽东的外孙，但在工作中，他却从不搞特殊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任劳任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同学和运动员的赞扬。